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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荷英:教育的爱心旅程

发布时间:2022-08-08  点击:

2015年3月,71岁的机电学院退休教师付桂兴因病医治无效,离开了人世。听到这一消息,我伤感不已。

付桂兴教授是我的学生,但其实他比我小不了几岁。付桂兴退休时,向我说出了压在心头几十年的一句话:“我对张老师是终生难忘啊!从入学的第一床被褥,到入职后的第一餐饭,都是张老师帮我的啊!”

付桂兴是六五级并校来的江西籍学生。江西比山东暖和,他从小都是睡席子,到了山东就得睡褥子,可是他没有准备啊。我看到他的窘境,就想给他准备一床褥子。那个时候,弄床被褥并不简单,棉花和布都很难买到,都是受计划控制的。于是,我向学校打了报告,申请了一床被褥。睡在崭新、暖和的褥子上,付桂兴很感动,他说:“那时起,张荷英老师,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。”

付桂兴很用功,毕业后,因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。刚刚留校,他两眼一抹黑,该履行哪些程序,他根本不懂,甚至,他都不知道要去有关部门办理报到手续。我看到因不知道第一顿饭去哪里吃而手足无措的付桂兴,就拿出食堂的餐券给了他,安排了他参加工作的第一顿饭。

从事教育工作这么多年来,我深深感受到,学生对老师的印象,绝对比老师对学生的印象深。老师有那么多的学生,哪能每一位都记得住啊。而对学生来讲,只要你以亲人和朋友的态度去关心他,他都会把你看成亲人、朋友,你说的话,他都愿意听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不久,我就挨了批斗,学生把大字报贴到了我的饭桌上,贴到了我和学生同住的床上。我就不能和学生同住了,只好回家去住。后来,当时和我同住一个大宿舍的三名女学生——一名江西南昌的,两名是山东人——她们悄悄告诉我了一个“秘密”:我留在学生宿舍的一床很漂亮的花被子,很招人喜欢,被这三名女同学悄悄地拿过去盖了。其中,有个女生来例假,疼得爬不起来,就躺在这床花被上,她说,她感觉好了很多。

围绕这床花被,这三名学生还给我讲了很多她们认为有意思的事儿。这令我很有感触:做学生工作,光有责任心还不行,还要有感情,有爱心,要设身处地去考虑学生的困难,让学生体会到来自老师的关爱,这是所有思想教育工作的基础和前提。

六五级有一个湖南籍的学生,毕业时,他想要回湖南,可我在地图上一比量,发现这个学生的家在湖南的东部,离江西很近。于是,我就帮这个学生分析,说你家比较困难,又离江西近,建议到江西工作。后来这个学生高高兴兴去了江西,若干年后再见面,他一直对我表示感谢,感谢我帮他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。

为了加强和学生的联络,了解学生,我下了很多工夫。从小上学的我当时并不会干针线活,但我努力学着干,目的就是帮学生缝被子,跟学生有话说。我觉得,这是亲近学生最自然的方法。

七一级到七六级,主要是工农兵大学生。他们的成分非常复杂,有干部、工人、农民、民办老师,年龄小的 18 岁,大的有三四十岁。为了和他们打成一片,我不得不适应他们的复杂性。陪他们出早操,和他们同劳动,陪他们打扫卫生,经常去宿舍看他们。对学习基础差的学生,帮他们联系老师“吃小灶”。学生下矿锻炼,就和他们一起下井。机电专业七五级二班,学生全部是从工作单位上来的,他们一入学就要下矿,下的是山东枣庄的山家林煤矿。我天天早上和他们一起,从住的地方走到井口,然后一起下到工作面。矿井里的煤层很矮,身子站不直,我们就一起在工作面上爬。我很多年没有干过重体力劳动了,显得很吃力,学生们看到了都很心疼,他们喊:“张老师,张老师,你别干了,你的脚都抖了!”——他们不愿意叫我“张书记”,都叫“张老师”,我觉得,这是他们和我感情亲近的表现。当时我有一个想法:学生能做到的,自己也一定能做到,而且要做得更好,要给学生们做一个示范。这样才能和学生们融合在一起,让学生对自己有一个好的印象。要让学生服气,只讲大道理不行,你要用自己的行动去打动学生。很多活,我不会干,就向学生学习。夏收了,城市出身的我不会割麦子,就学着和农村来的同学一起干。一开始,我比不过那些农村来的学生,但努力干,后来就好多了。在那段时期,我学会了很多工作和生活技能,当然,也收获了和学生的感情。我经常告诉别人说:“那时候也怪,那群工农兵大学生和我特别亲。学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,都喜欢和我沟通。有的学生记性不好,有的学生脾气很怪,有的跟别人谈不来,但我和他们可以交流,似乎根本不存在什么困难。”

机电系七三级工农兵学员中有个学生,家是福建湄州岛上的,虽然脾气很古怪,跟谁也说不上话,有时也不大守纪律,却非常爱学习。当时学校要求晚自习要到教室里来,他每天晚上不去教室,都待在宿舍里,别人说他,他也不听。有人把他的情况告诉了我,我就注意观察了几次,发现他在宿舍中不是在玩,确实是在学习。我慢慢和他交流,过了一段时间,我们成了好朋友,他也渐渐转变了自己的学习习惯。事后班上那个支部书记对我说:“张老师,就你了,别人跟他说不通,班里干部都无能为力。”

转眼间,我从二十七八岁变成了五六十岁。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,我感觉,作为朋友的学生,慢慢地,经过一年又一年不经意间的发酵转换,就变成了自己的儿女。对儿女,不仅要关心他们的学习与生活,还要操心他们的未来,全面关心他们的成长与发展。

九三级有个学生叫许健,是班长。他上学时就有个念头:做公务员。当时我已经退居二线了,有一次给学生做辅导报告,认识了许健。报告会后,他找到我,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我。我对他进行了鼓励,帮助他读了很多有关的书,并联系组织部与宣传部的同志,帮许健辅导面试技巧。后来许健通过了考试,去北京参加面试,手头比较紧,我又对他说:“不要紧,你从我这儿拿。”后来,许健如愿成为中央部门的一名公务员。

相对于学习与发展,学生的很多问题,都很复杂,很难面对。这个时候,更是需要老师从对儿女的关爱这个角度出发,才能妥善处理好。

我当人生导师时,一个女学生,遇到了感情困扰。她找到了我,说自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,他是做酒水批发生意的,已经有了老婆孩子。一开始这个女孩子帮他卖酒,卖着卖着就与他产生了感情。男的经常到宿舍里来找这个女孩子,表示要和她继续好下去,但他的老婆又死活不肯离婚。断又断不了,好又好不下去,这个女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仔细了解了这个女学生的情况,对她说:“你赶紧和他断了。一定要断掉!等他离婚之后你如果再和他好,是另外一码事儿,但是现在,一定下决心断。如果他再来找你,你就让其他同学帮你一起把他轰走。”我怕她下不了决心,就找了这个女生同宿舍的同学,把这个学生保护起来,不让她和那个男的见面。为了保护这个女学生的私密,我一直没有问她的姓名。而且,我还感谢她对我的信任,使我能帮她处理困惑。

转眼间,我从风华正茂的青年人,步入了耄耋之年。尽管我的身体已经老了,但一谈到学生,一想到学生,我立即觉得我还年轻,觉得自己还一直和那些年轻的学生们待在一起。我经常对从事学生工作的年轻老师们说:“我这一辈子,从二十七八岁开始,一直到 60 多岁,都在从事学生工作。后来退休了,又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担任人生导师,还是干学生工作。我对学生有感情,有的学生可能碰到了什么问题,要有人好好地指点一下,对他以后都非常好。他碰到一个拐点,没有人去接近他,也没有人去帮助他,很可能会造成他以后人生道路上的坎坷。学生阶段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好年龄,这期间你帮助他,会使他受益终身。所以,我觉得,老师的工作,辅导员的工作,非常有价值、有意义,非常非常重要!”

(注:张荷英,原山东矿业学院党委副书记、副院长。)(讲述:张荷英 整理:孙善清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