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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峰:红得发紫 由紫变黑

发布时间:2022-09-19  点击:

1958年至1960年,这3年,在我的印象里社会是“一天等于20年,跑步进入共产主义”的形势。这种形势充满神秘与幻想,使每个人都紧张、激动。

这3年,合肥工业大学由淮南煤专连升三级,成为二机部、国防科委和安徽省的重点高校,由于我在科研与教学中表现出了特别优异的才能,因而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,不仅没有受到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的冲击,而且在1958年合肥工业大学升级为国防尖端科技高校而改变专业设置和机构,经高教部和国防科工委批准,新设了两个绝密专业机构,我被委以重任。

第一个绝密专业机构是由安徽省调集军队和重点高校人才,在该校专门成立的一个专事“两弹一星”基本科技——火箭研制的“第一研究室”,内部称为“火箭研究室”,上级领导第一次把我当作一个特别人才——非党员、又是菜农兼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,调任代理室主任兼火箭燃料研究组组长,领导20多名从军队调来的校级军官和各校选调来的“又红又专”的教师。

受到重用,我感到特别振奋。面对上级的信任,我废寝忘食,拼命学习,拼命苦干,使自己在研究喷气火箭钻的基础上尽快成为研究真火箭的内行。我主要抓火箭发动机、燃料和拉瓦尔喷管这3个关键,参考德国在二战中研制成功的一种已公开的A2型液体火箭弹资料,结合本室条件设计、研制、检测和试验,到1960年9月就研制出了高2.2米的钢壳I级双液自燃燃料火箭和煤油液氧燃料火箭,还用自创固体燃料研制了I级固体火箭2个和II级带降落伞固体火箭1个。

1960年的10月上旬,在安庆市靠近长江的一个废弃飞机场,由我主持进行了垂直向上发射高度试验。时任安徽省省委书记兼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,邀请在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代表(代表中有许多是将军)到现场观摩。结果,除1个自燃液体燃料火箭因灌液时渗漏自燃起火而使试验失败外,其余3个固体火箭和1个非自燃液体火箭都试验成功,据周边军用雷达观测,都达到设计发射高度,因而受到部队和地方领导的高度赞扬。在这项被特别重视的火箭研究中,我还受到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郭永怀教授(当时他们前后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)的关注。大约在1961年春天,两位科学家专程从北京来访,经曾希圣书记介绍,他们与我交谈讨论了3天,对我们研制的这种高能固体燃料表示了特别大的兴趣。

在做火箭研究工作同时,我们还与安徽省科委挂名的安徽省人工控制天气办公室合作,自制小火箭降雨消雹。为此研究制作了两种小火箭。

一种是在干旱、冰雹较多的皖南歙县,用自制带爆炸弹头的I级、II级和III级5厘米外径的多层牛皮纸壳黑火药燃料小火箭,垂直向上发射1500米至3000米爆炸驱消冰雹,或爆散装在弹头中的碘化银粉末化云降雨。项目的关键是下面的拉瓦尔喷气管不好办,为此我设计定制了一种赖燃的陶瓷拉瓦尔喷管卡在纸壳下端,效果很好,共发动群众大规模试放了两次,一次是人工降雨,一次是驱消冰雹,都达到了预期目的。后来应邀在南京军区大比武赛中试放3个此种III级纸壳小火箭,还获得了荣誉奖。

另一种是在久不下雨的合肥市郊区,用自制I级6厘米外径的薄壁钢管壳、黑火药燃料小火箭,向上歪斜发射到2600米左右的黑云中,爆散碘化银粉末催云降雨,10分钟左右就开始在周围两个县市下了两个小时左右的大雨,使久旱的人们在雨中欣喜若狂。

后来,经钱学森教授介绍,受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赵九章所长邀请,我到北京帮助进行用小火箭探测高空气象参数的研究试验,结果,带降落伞弹头的小火箭试放成功了,但因没有合适的高空气象探测仪,该研究项目中止。

到1960年底,因全国经济极端困难,上级不再拨给“第一研究室”任何经费,我们不得不按指示将全部研究成果写成资料交送解放军某部队使用,抽调的人员都各自回原单位,只将我调到了与“第一研究室”同时成立的另一个已招了学生的保密单位——合肥工大1系101教研室(内部称为“原子能系反应堆教研室”)工作。

在合肥工大1系101教研室,我任教的同时也搞科研,经自学后很快就带领研究生用钴60放射线测试各种材料的防护性能研究工作,主要是为建造小型原子反应堆和核潜艇用。

因当时缺乏较为有效的防护服装和设备,测试了十几天,就发现参与测试的人员大量脱发、拉肚子,于是不得不停止测试,这使我失去了因受组织信任而从事极危险又不熟悉的工作热忱,校党委还要换调我到化工系从事铀钍矿的提纯或开采工作,可我坚决要求回本行,干过去已小有名气的建井与爆破专业。但此时合肥工业大学建井与采矿专业已经停办,我经过3个多月的争取,终于被调到设在淮北市的安徽省煤炭工业局总工程师室,任建井工程师。

也恰在此时,我父母在合肥市杏花村公社的原住房屋和家具,先在“共产风”中被公社平调,后又在扩建街道时被拆除。老人没有劳动力,生活不能自理,又失去了居所,于是就按当地派出所和公社的意见,将父母与我的户口一起迁到了淮北。

1962年春,我突然连续接到合肥市政府直接发来的两封公函,要我代表父母赶快到杏花村公社接受之前被公社平调财物的退赔。接到公函,我即利用暑假时间,与在合肥工作的两个兄弟一起,通过合肥市政府和西市区政府介绍,到杏花村公社代年迈父母接收了5间住房和全部家具折合成的900多元人民币的退赔。未料,到“极左”的“四清”运动和“文革”运动初期横遭极少数“极左”派的反复批斗和陷害,把我们三兄弟受合肥市政府公函邀请,被动代父母接受退赔之事,反污为地主分子反攻倒算而大批大斗,立即使我这个由“红”到“紫”的人物变成了极黑的反攻倒算分子。

幸运的是,因我保留有国家纠正“共产风”错误的政策和政府邀请的公函,以及有民政部与山东省高等法院等4个政法单位作证,才逐渐推倒极少数顽固“极左”分子的错误决定,经过“四清”运动后期和“文革”中后期及打倒“四人帮”后的4次平反,这才使我彻底由黑变白。

我的这段人生,变幻无常。而在这变幻的世界里,人活着,总得坚守些什么。

这种坚守,弥足珍贵。

(注:胡峰,“爆破大王”。2022年4月19日去世。)(讲述:胡峰 整理:信永华)